難 題

ICU Ｉ Ｃ -2 只能孤單... 也能不孤單：一封摯友來鴻

SS：平安！

我上網去看了妳寫的〈插管‧拔管〉。
彷彿又回到那時候的榮總，站在病房外，抬頭望穿天花板，心裡用力的大聲的問著上帝「我該怎麼辦？」──要不要插管？然後呢？要不要氣切？然後呢？……

然後，到今天，我從不敢回憶、也不願意去回想的兩年前──從農曆年到盛夏的那幾個月。

因為，內心深處，我無法驅趕那個聲音：「我毀棄承諾，害死了自己的爸爸。」

我和父母都曾做過約定，面臨生死關頭，就交給上帝，不做無謂的掙扎，例如電擊、插管…。

但後來，我爸爸既插了管又做了氣切，受困病床上半年，苦苦的想回家卻回不去，最終還是受盡折磨而去。

我前些時盲腸炎開刀，在基隆長庚，醒了之後，長達一個月左右喉嚨極度不適，起先連說話都覺困難，吞嚥更是不舒服，跟醫生反應，他說，因為我全身麻醉，預防萬一，他們都是一律要給病人插管的。他說我可能是非常敏感的體質，才會對疼痛或異物感有著「異於常人」的敏感和記憶，其實仔細檢查了根本恢復得很好啊。

我後來看到一本翻譯自日本的漫畫《麻醉醫生》，從一篇篇圖文並茂的故事裡，我看到日本開刀房麻醉醫生給病人做麻醉和插管的「分解動作與流程」，多少可以想見自己人事不知時，躺在那裡，醫護人員是如何處理我那具身體的。

如果我簽字同意開刀時仔細讀過同意書的內容，我還會簽字嗎？現在又是如何的景象？
沒法回頭，所以不知該怎麼回答。

當初在ICU 裡，我爸爸床的斜對面，有位來自三峽的老先生，也做了插管、氣切，但情形卻不見好轉。在ICU 外，家屬們或許因為同理心，都會彼此打氣鼓勵。他的家人當時圍在那兒哭著，討論著棺木壽衣等的事情，我走過他們旁邊，低著頭，想著醫生說我爸爸恢復得不錯，不久後可以轉入普通病房的話，不知為什麼，對正面臨「準備辦後事」的那位病人的家屬，我竟覺得心虛，以致低著頭非常不好意思的快步走開。

一個多月後，那位老先生坐在輪椅裡，他的家人一臉燦然的推著他，高高興興的跟我們道別。面對我大約是掩飾不住的驚奇表情，他的家屬說：「我爸爸說他還沒活夠本，連做氣切，都是他要求非做不可的！他好拚啊，連醫生都說他創造了一個奇蹟呢！」我一面恭喜他們，一面不禁黯然，不久之後，我就為我爸爸送了終。

我爸爸走前清醒的時光，始終以笑臉面對家人，等到迷糊時，他拚了命要下床回家，揮舞著雙手，發出哦呀的氣音，眼角流下的淚水，在在無語的問著我的良心。

SS，這種時刻，沒有人能為妳做決定，因為無論是哪一個決定，最終都會後悔；可是，問題是，躺在床上對自己的身體做不了主的那個人，他甘願嗎？

此時此刻，最是無助孤獨。我還是不知道能做什麼、說什麼？回想太痛苦，許多事都已模糊了，是不願記得，也是不能記得。

還是那句話，心要靜，別怕。如果真的徬徨，就低頭禱告吧。人的盡頭，就是神的開始，再大的難關，都會過去的。

自己也要保重！

YS 6.27

插管。拔管

ICU Ｉ Ｃ -1 　

父親插管到可以拔管，到今晚被徵詢再做插管治療＊，所有聽聞過的家屬對二度插管的情緒反應，都無法免地歷經一遭。

捨不得父親再受罪，然而若簽署同意不插管治療，似乎自己判他死刑－－就算妳聽過100個前人說法，輪到自己頭上，那種有如判他死刑的罪惡疑慮，也無法豁免。

簽署同意插管與撤消之間，還合併著妹妹精神緊繃嚴重不穩定，頻出暴力語言激烈態度。短短半小時內，二度插管的同意/撤回，聲明書重寫二次。

這幾個月來妹妹都在護理之家照顧父親，住院部進進出出。她倉促對值班醫師說了句同意再插管後，就如一向的行為模式，逃離現場。
我追出去，與她溝通：別讓父親再受活罪，不要再插管，這時她反而說出，其實早先即與姊姊討論過，不插管是既有的共識。
「但是現在說了插管，就插管呀，遵照醫師的指示就是了，妳不要老是有意見，那會妨礙治療！」妹妹用厭惡的口氣痛責我。

只是，我不能因這一刻妹妹意外地給了一個相反的指令，就讓父親白挨更長的罪，只好急急向姊姊打電話求援。
她一副事不干己、發落兩個部屬去辦事的口吻：「妳們自己決定，自己去負責，將來不要怪東怪西。」
　
我求著她：「我已明說我的主張，妳為何不直說妳的想法，反而只要我們負責？不插管不也是妳與妹妹以前就說過的？」

姊姊像糾正一個報表錯字，不帶感情地：「我說過，我的底線是不氣切...」
可是，可是，今天距離氣切還早，可是可是，以父親的危險指數，再插管多半管子就拔不掉了，等插管的時限一到，就是氣切的命運，為什麼要讓父親挨受「管子壽命長度」的苦，到那時再來做更像劊子手的拔管不氣切的決定呢？

心焦如焚，焦急著治療恐怕已經施行：「妳讓我決定，我就說不插管，我的決定，和妳們先前的決定沒有不同，我會負責。」

姊姊沒有再表示。我只得模仿妹妹一向以姊姊意旨當皇牌令，告知姊姊同意不插管，轉身進去ICU ，重簽放棄插管的同意書。

站在父親病床前，還沒來得及百感交集，值班醫師進來解釋，剛才醫護人員已經動作，施打了舒緩劑，以便插管－－打針後病人呼吸會放緩，此時若不插管，繼續只戴（那拙劣至極的）氧氣罩，送氧程度可能不夠，血氧濃度會降得比沒打舒緩劑之前更快...
醫師解釋得很詳盡，幾乎像在游說，還說，插管的話，父親將來猶有希望好轉等等。
他對未來病情的講法，與上午兩位醫師曾經說明不太看好有所出入－－不過，這位值班醫師也承認，每個醫師對病況的解讀，多少都有差異，而且，醫師的說法也可能左右家屬的決定。　

聽著他說，未來父親會有希望好起來的，他誠懇力勸再插管，我動搖了。

向他再確認一次「父親是有希望的？」
最後我和妹妹，幾乎是欣悅地，再去重新簽署了一張插管同意書＊＊。
－－儘管如此，簽字那一刻，日後可能得做拔管決定的恐懼壓力，對我仍如影隨形。...

不論如何，父親已是高壽，對長期照顧他的醫護人員，我們只有感激，醫院實在不必先顧著把自己保護得滴水不漏，卻把病人/家屬的個別需求放於公式化的其次。

我們所求，也只是父親生前舒服，不要他再和機器奮鬥－－他非常倔強地一再去拔管，尤其那抽痰喉管讓他嗆住、嚴重作嘔，似乎一口氣就會喘不過來....講「平白受罪」，我們豈不知那是什麼情況！

所有的生死交關，當我們以為自己做好準備，但真正乍然面對的那一刻，即便抉擇或許理智，情緒依然潰堤...

我是否警覺，包括述說醫病關係的這一部分，也是俗聽故事當中的一幕重演？.... 或是只於全身發燙退燒的這一刻，在做事後諸葛的回想分析而已？....

我選擇了不和妹妹同行，一個人從醫院走回父親舊家。　
有那麼多選擇要做，有那麼多的一個人走。
一路上我都在猶疑，今晚自己是不是做了比較好的抉擇？或者，不論做什麼決定，只要父親不好起來，我都會有懊悔的陰影？　
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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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
隔天ICU早班，父親並未重新插管，甚而看似緩和了些－－會不會舒緩劑反而誤打誤撞地讓一直躁動的父親安寧下來，得到他需要的休息？

＊＊
隔日再見到父親之前，我無法停止細想與那位值班醫師互動的過程，又勾起我對醫療體系不欲承擔責任的強烈感受－－ICU 部門尤其讓我覺得，若有多項醫療選擇，他們往往優先做出規避責任、保護自己的選擇。
如果父親還未施打抒緩劑，醫師會如此大力說服要病人再插管嗎？
擔憂血氧濃度降低更快，萬一出現險境，家屬可能責怪，值班醫師不願冒險承擔，於是說服家屬按標準程序完成插管，成了他的「脫身之管」，而非醫治之管？

不純粹以個別病情為關注，醫療行為每每以避免法律責任為優先的指導原則，孰令致之，孰令致之！